中国哲学语境下的理性

“理性”一词,在现今惯用的文化语境里,多指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。而梁漱溟所指的“理性”则是中国古典天理观念的现代诠释,是孟子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”,是朱子“至于天下之物,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,与其所当然之则,所谓理也”。

向上追溯,孔子是发扬、阐明理性最初始、最重要的思想家。在孔子那里,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,而要人自己反省。周公则是理性的具体承载形式——礼乐制度的创造者。所以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在“理性”层面更强调的就是基于人性道德情感层面的是非之心,蕴含有一种反省的精神。所谓“行有不端,皆反求诸己。”而西方哲学的“理性”从一开始就更侧重形式理性层面,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要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。

因此,梁漱溟将人类心思作用区分为理智、理性两面:知的一面曰理智;情的一面曰理性。中国哲学侧重理性,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,即以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;其所得者是“情理”;西方哲学侧重理智,静以观物,其所得者是“物理”,是夹杂一毫感情(主观好恶)不得的。我觉得梁漱溟“理智”与“理性”的用词也是概况得很独到恰当的。二者皆为“理”,然一偏于“智”,一偏于“性”。这种语言文字使用的也与双方的特点非常吻合。

所以中国古代文明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口,梁漱溟这方面的洞见是很难得的。他说“古中国并非尚未发展出民主、科学和资本主义,而是向别途发展去了,不能进于民主、科学和资本主义。”这样的回答也是充满了理性的思致,背后是不为时代风潮所动的大自信。此等自信是心学家的重要特征,要顶天立地,大作一个人。

梁漱溟说“我是对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,绝对乐观的一个人。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气,是自信,是兴趣,是热情。这种自信,并不是盲目的、随便而有的;这里面有我的眼光,有我的分析与判断。”梁漱溟的自信也是理性的,不是盲目的。因而梁漱溟认同罗素的判断:中国的独立自主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,而在其将西方科学技术和自身夙有品德相结合,开创新局。他也确实把一生都交付给了“认识老中国,建设新中国”的思想探索与实践,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哲学家。

上课日期: 
星期日, 一月 6, 2019
真实姓名: 
杨德正
学号: 
Gdsy201804-023
职业: 
文秘